曹德军 | 战略节奏的间断均衡演化——印太变局下的中美印时间视野分析

作者简介

曹德军，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师。

内容提要

大国竞争的战略节奏是一国决策者依据国内外形势节律性调整轨迹发展的速度与波动程度的动态过程。在内外因素的约束下，战略节奏变迁呈现加速或延迟、平稳或起伏、断裂或延续的非线性变化特点。在特定时间内稳定发展的对外战略节奏可能在偶然的外部冲击下急剧变化并偏离原有轨迹。间断均衡理论认为，外部冲击反馈与大国竞争程度两大变量驱使战略节奏发生“平衡—冲击—间断—平衡”的变化。根据外部冲击的正负反馈与竞争程度高低，可将战略节奏分为激进变革、积极进取、时机顺应与拖延观望四种类型。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不确定环境下，印太地区的大国竞争节奏呈现出渐进稳定与剧烈变化交替叠加的趋势。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阶段，中国外交战略方针从“韬光养晦”转变为“奋发有为”，呈现积极进取的战略节奏形态。在“印太战略”框架下，美国开始反思与调整拖延观望的战略节奏，加紧对华战略制衡。而在新冠疫情、乌克兰危机与中美竞争大背景下，莫迪执政下的印度积极把握印太变局下的发展机遇，其战略节奏呈现激进变革的形态。面对中美印竞争关系的复杂联动，中国外交须审慎平衡大国竞争与外部冲击的双重约束，在奋发有为的战略节奏中坚守战略定力。

【关键词】战略节奏；间断均衡；“ 印太战略”；大国竞争；中美印关系

一、引言

时间是大战略的基本维度，着眼未来的战略规划需要理解与把握战略节奏 (strategy rhythm)的变迁问题。在新冠疫情冲击与大国地缘政治竞争加剧的形势下，印太地区格局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中国、美国与印度的战略节奏变迁随之呈现出新的演变趋势。2012年以来，随着综合国力的迅速提升，中国外交战略方针从“韬光养晦”逐渐转变为“奋发有为”。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明确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无独有偶，印度作为重要新兴大国也不断宣示其战略愿景，强调要充当“领导型大国”或“世界导师（Vishwa Guru）”。2022年8月，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在独立日纪念演讲中更是宣布计划将在25年内让印度成为发达国家，其战略节奏的突然加速引人注目。2022年10月，《拜登—哈里斯政府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强调：“下一个十年将是决定性的十年，地缘政治竞争的格局将被确定，而应对共同挑战的机会之窗也将缩小。”由此，随着印太地区权力格局发生急剧变化，诸大国的战略节奏也出现显著调整。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与印度等新兴大国的战略节奏呈现出相似的非线性演变特点。中国现代化国家发展的战略节奏轨迹并非直线匀速地上升，而是呈现出波浪式交错发展的轨迹特征。自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中国国家发展在取得重大成绩的同时也面临战略节奏剧烈波动的挑战，甚至一度出现了“赶英超美”等激进变革的战略节奏。20世纪70年代末实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开始保持稳健的战略节奏，对外奉行“韬光养晦”方针、对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当这样的战略节奏延续到21世纪头10年时，中国的综合国力已跻身世界前列。直到21世纪第二个10年，面对美国对华战略竞争步伐加快带来的压力，中国外交开始更多强调积极塑造国际环境的主动性与能动性，提出“奋发有为”外交战略方针，调整“韬光养晦”方针下的战略节奏。与之类似，印度的战略节奏同样经历了跌宕起伏的过程。在20世纪前半叶，印度发展的战略节奏基本呈现稳健姿态。自1947年独立后，印度积极将自身定位为不结盟运动的领袖，展示出团结亚非国家实现独立自主的理想主义大国情结。但到 20 世纪 60-80 年代，印度国家发展的战略节奏却面临减速降挡的压力：1965年印巴战争、1971年孟加拉国独立、20世纪80年代的斯里兰卡内战与马尔代夫内乱使得印度深陷地区事务，其全球层面的战略崛起节奏转向低速徘徊状态。冷战后随着世界多极化趋势日益凸显，印度开始重新寻求建立世界大国身份，如瓦杰帕伊政府公开承诺要加快建立“强大印度”，但彼时印度国力基础不稳、政坛分裂。直到2014年莫迪上台执政后，印度才真正开始加快建设全球大国的步伐，强调要积极把握国际格局转换的战略机遇，外交战略节奏显著加速。

历史实践表明，大国竞争的战略节奏变迁是崛起国与霸权国反复博弈的产物，在内外因素的推进下呈现加速、延迟、偏转、断裂与延续交织叠加的多元演化特点。在大国竞争的过程中，战略节奏的快慢起伏主要受哪些因素影响？导致战略节奏稳定与变迁的机制是什么？回答这些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一方面，崛起国的战略节奏是否符合自身实力与国际形势将决定其崛起的成败。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德国延续了20多年的稳健战略，但1891年德皇威廉二世（Wilhelm II）的战略冒进招致英国的战略包围，断送了德国的崛起之路。总结大国战略节奏变迁的历史经验教训，可为中国的发展提供镜鉴。另一方面，战略节奏的“换挡”机理属于大战略的研究议程，大战略的目标与手段匹配受时间变量影响。大国竞争的序列何时发生将影响到它们如何发生。然而就战略节奏的生成与演变机制而言，学界尚未进行充分的理论建构。

二、大国竞争的

战略节奏变迁及其动因

在权力转移进程中，霸权国与崛起国均面临适时调整自身战略节奏的时间压力。与战略节奏相关的国际关系既有文献主要散落于大战略研究、外交决策分析与政治心理学等领域，一般涉及对决策者的时间视野分析。然而，既有研究整体上缺乏系统的战略节奏理论框架，在核心概念界定与变量操作化等方面均存在不足。此外，主流研究也大多以线性思维来理解战略节奏变迁，忽视了对战略节奏变迁的动态性与过程性机理分析。事实上，受国际环境冲击、大国竞争压力与领导人的时间视野等因素约束，大国竞争的战略节奏变迁往往呈现出渐进与突变混合的非线性演化特征。

有关战略节奏变迁的国际关系研究大致可分为两条路径：一是理性主义路径，秉持效用最大化原则，认为战略节奏变迁源自成本与收益的对比变化；二是心理认知主义路径，主要关注决策者的主观认知，认为冲动的“热认知”系统和克制的“冷认知”系统相互博弈，会导致战略节奏大起大落、忽快忽慢。需要说明的是，理性分析与心理分析并非二元对立，理性决策模型可以建立在非理性（或情绪）的基础上，两者难以完全分离。只是在涉及战略节奏变迁问题时，两者的分析重点与逻辑才会显现明确差异：理性主义路径关注外生的成本—收益约束，认知主义路径则关注内生的情感认知与心理预期等变量。然而这两种路径也存在共同的局限性，即均将战略节奏变迁视为线性演变的过程，忽视了节奏变迁的非线性特点。整体上，探究战略节奏变迁机制的既有研究相对零散，其逻辑争议可归纳为两方面。

第一，理性主义路径侧重计算战略节奏变迁的成本收益。预防性战争理论认为，决策者的成本收益感知会影响战略节奏的调整变化。例如，戴维·埃德尔斯坦（David M. Edelstein）指出霸权国与崛起国都面临“当下与未来的跨期两难”。因为实力衰落的霸权国会对未来前景感到焦虑不安，而崛起国是采取先发制人策略还是隐藏动机取决于其对崛起成本与收益的精密计算。此外，外部机会结构也会改变决策者的收益损失评估。如果缺乏对自身实力与国际形势的理性判断，那些虚幻的乐观或悲观情绪可能导致误判机会窗口，诱发战略节奏波动。同时，国际体系结构也构成一种强大的压力：在两极格局下决策者对战略竞争的得失计算相对明确，更容易进行针锋相对的战略节奏调整；在单极格局下决策者受到国际结构的约束程度更高，外部环境提供的机会窗口已然不多，战略节奏变化的成本与风险较高；而在多极体系下决策者面临相对宽松的竞争环境，威胁来源并非一目了然，战略节奏因此具备更多灵活调整空间。当然，国际体系结构与进程压力需要借助决策者的主观计算才能发挥作用。例如，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尽管具备了霸权实力，但在国内孤立主义传统的影响下依然对参战与否待价而沽，在国际领导出现赤字的历史性窗口期犹豫观望，体现出观望拖延的节奏特点。

第二，心理认知路径认为，微观层次的主观信念、情感认知与心理预期等变量驱动着战略节奏变迁。与理性计算模式关注外生宏观变量不同，跨期选择理论与前景理论更加关注情感认知等内生微观变量。一方面，跨期选择理论关注主观时间知觉与风险偏好之间的关联。例如，凯尔·海恩斯（Kyle Haynes）发现，过于情绪化的非理性预期可能扰乱稳定的战略节奏。克里斯托弗·克拉克（Christopher Clark）也指出，领导人的“时间意识”会影响战略决策。如奥托·冯·俾斯麦（Ottovon Bismarck）经常被认为是一位高瞻远瞩的战略家，具备长远的战略视野；威廉二世的急躁决策则由其“反复无常、难以预料”的性格塑造，具有短视易变的时间意识。另一方面，前景理论认为决策者的乐观与消极预期会影响战略节奏的选择偏好。当决策者预期未来会继续承受损失时，为规避损失可能会孤注一掷、急躁冒进。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威廉二世之所以冒进，是因为他担心等待下去德国的崛起环境将会恶化。然而心理变量需要置于具体的互动情境中理解，否则很难解释心理要素不变情况下的战略节奏变迁。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英国首相亚瑟·内维尔·张伯伦（Arthur Neville Chamberlain）与德国领导人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的战略节奏错位仅是领导人性格、情绪与信念驱动的结果，还是大国竞争态势与外部机会结构冲击的结果？

综上可知，既有研究没有充分讨论战略节奏的非线性变迁特征。有限理性（心理认知）与纯粹理性（利益计算）均在决策中发挥作用，战略节奏并非单线性地前进或后退，而是在偶然波动、快慢不均的过程中跌宕起伏。换言之，理性主义与认知主义模式都陷入了线性时间观的陷阱，前者认为节奏变迁会按照成本逻辑先后有序地发生，后者则将主观心理与时间感知进行单向联系，二者都将战略节奏变迁视为不可逆的线性进程。但实际上，历史制度主义分析很早就指出，那些长时间内稳定发展的节奏形态可能在偶然的外部冲击下急剧变化并偏离原有轨迹。纵观近20年的中美印关系演变可知，大国竞争的战略节奏在波动幅度（volatility）与前进速度（velocity）上都具有非线性特点。那么中美印三个大国的战略节奏变迁何以存在差异？印太变局下驱动大国战略节奏变迁的因素有哪些？需要强调的是，印太变局下的大国战略节奏受外部机会结构与大国竞争程度共同塑造，展现出一种非匀速不规则波动的“间断均衡（punctuated equilibria）”逻辑。

三、间断均衡模式下

的战略节奏变迁机制分析

权力转移进程混杂着延绵、断裂、纠缠与起伏的变化形态，战略研究不能仅仅展示国际竞争的静态“快照”而需要去拍摄一种动态“影像”。间断均衡理论强调，在内外因素作用下，大国竞争的战略节奏会渐进延续，也会剧烈变化，进而形成状态叠加。当国际环境动荡不定、外部机会结构发生显著变化时，大国竞争的战略节奏可能发生断裂或加速、拖延或摇摆的突然变化。例如，2001年“9·11”恐怖袭击事件、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2020年新冠疫情和2022年乌克兰危机均是冲击国际体系的战略意外事件。在这些外部冲击下，中美印三国调节竞争关系的能动性存在差异，由此导致战略节奏的多元分化。

（一）作为因变量的战略节奏

战略节奏中的“战略”一词内涵丰富。战略研究文献认为，国家战略是“发展和运用政治、经济、军事和心理力量以实现国家目标的艺术和科学”。利德尔·哈特（Liddell Hart）指出，大战略的本质是战略目的与手段相匹配的过程。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进一步指出：大战略既要关注战争也要关注和平，国家资源、外交、国民士气、政治文化以及决策者的个性和判断力等非军事因素都会影响大战略节奏。对于崛起国而言，大战略在内外两大维度上均受时间因素制约，不仅国内发展战略需要进行时间赶超，其外交战略更需要因时制宜调整战略节奏，以应对霸权国与其他大国的竞争压力，维持有利的外部环境。

首先，战略节奏存在内外之别。一方面，一国国内发展的战略节奏关注整合优势资源，加强顶层设计改革，包括国家安全战略、国家治理战略和国家发展战略等。以中国为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设立经济特区、实施科教兴国、人才强国与创新驱动发展等战略，这属于对内的战略节奏。另一方面，外交领域的战略节奏关注大国关系与国际环境变化。改革开放后中国确立了“韬光养晦”的外交战略方针，维护了自身的国际形象、国际地位与国际利益。长期以来，对外“韬光养晦”与对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节奏相互促进。但历史经验表明，大战略的内外节奏也可能出现错位。如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德国国内发展战略稳定，外交战略却大起大落。“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各种‘黑天鹅’‘灰犀牛’事件随时可能发生”，在此背景下来自外部的打压遏制随时可能升级，保持战略定力尤为重要。

其次，战略节奏的内涵具有二维性。战略节奏中的“节奏”一词表示节律性运动的过程，包括规则地重复（如音乐旋律）与无规则地跳动（如分子运动）。徐进将战略节奏定义为决策者为达到战略目标通过持续观察外部战略环境和运用自身战略能力，在动态执行政策过程中形成的一种节律性活动。他特别注意到了战略节奏与战略目标的匹配关系，将战略节奏区分为过快、过慢与适当（不快不慢）三种类型。但值得注意的是，节奏除了快慢之别，还存在波动幅度的差异。随着时间的推移，战略节奏前进的“步伐”与波动的“强度”都可能发生改变。由此，理解外交战略节奏的变迁，要同时观察波动幅度与前进速度两个因素。

波动幅度是前后轨迹的变化幅度或频率，包括效率增减和外部冲击导致的波动等。就像音乐节奏分为音高与音值，发音体纵向的波动幅度决定音高大小。因此，从波动幅度上看，节奏存在突然断裂型和小幅渐变型两类。前者意味着结构性间断或大幅度偏离既定方向和路线，后者仅是对既定轨迹的局部修正、渐进调适和动态完善。而从速度上看，节奏包括急躁型与拖延型两类。急躁是前进速度超出实际需要，拖延则意味着低估或抑制自身能动性。从前进速度和波动幅度两个维度出发，可对因变量战略节奏进行类型化区分，一般可分为快速高波动、快速低波动、慢速高波动与慢速低波动四种情况（见表1）。

综上，战略节奏可被定义为决策者依据国内外形势动态调整发展轨迹的速度与波动性的动态过程。战略节奏的波动幅度（起伏程度）与前进速度（快慢程度）的交叉组合构成渐进性与突变性、延续性与断裂性共存的间断均衡状态。需要说明的是，本文重点放在外交战略节奏的变迁机制分析方面，仅在必要时论述国内发展战略节奏。

（二）战略节奏变迁机制：外部冲击与大国竞争

战略节奏的稳定渐进发展不是一成不变的，面对竞争压力与外部环境冲击，渐进与突变的节奏间断交织。战略节奏之所以按照非线性路径发展，在根本上源自决策环境的不确定性：一是国际环境本身的不确定性，权力关系变化与外部冲击随时可以产生与预期不匹配的情况；二是大国互动的不确定性，外交决策彼此依赖，一方行动会激发另一方的回应，互动链条本身复杂多变。本文以宏观与中观层次变量为重点，宏观层次的外部冲击与中观层次的大国竞争关系都可能影响战略节奏的外交决策，诱发非匀速和非线性的间断均衡节奏变化形态。

首先，外部机会结构的“冲击—反馈”诱发节奏的波动性变化。大国竞争的战略节奏受外部激励约束，突发事件冲击等因素会扭曲战略行为主体的时间视野，对节奏进程产生抵消、放大、偏转、重塑与固化等影响。外部机会结构是一种发生在关键节点上的重大意外冲击或机遇，其中外部环境的正向激励会产生正反馈效应，外部环境的负向约束则产生负反馈效应。间断均衡模式认为，节奏变迁是冲击反馈的产物，外部刺激的正反馈会促进节奏的大幅波动，外部刺激的负反馈则促进节奏的稳定平衡。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萨拉热窝事件犹如点燃火药桶的火星，促使欧洲诸国加速投入战争。此外，日本在甲午战争中的胜利也是一个预料之外的事件，却极大地刺激了日本的战略野心，加速了对外扩张的战略节奏。尽管对于同一个国际事件性质的主观判断可能存在很大差异，但整体上正反馈激励变化，负反馈则促进稳定。战略节奏变化经历“平衡—冲击—间断—平衡”的动态过程（如图1）。

其次，大国竞争程度塑造战略节奏的速度变化。战略竞争是一个高度互动的过程，决策者的时间视野也受竞争对手的压力影响。在竞争程度提高或竞争压力增大时，崛起国与霸权国都会感受到时间的紧迫性增强，可能会受形势所迫调整战略节奏。当大国崛起的时间点接近于权力转移的门槛阈值时，双方都会感到时间加快；当这一时间点远离权力转移门槛阈值时，双方又会感觉到时间变慢。如杰克·斯奈德（Jack Snyder）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在1914年爆发的一个原因是，此时欧洲大陆的所有强权都陷入“时机悖论”，大战前各国决策者都有一种时间紧迫感，这种“宜早不宜迟”的信念促使各方在匆忙行动中迎头相撞。面对未来的不确定性，霸权国感受到来自崛起国的战略压力越大，就越可能采取先发制人行动，因为此时霸权国感受到时间紧迫，更容易失去战略耐心。可见，战略节奏的跌宕起伏经由国际体系层次的外部冲击与国家层次的竞争程度变量对决策者产生了时间感知压力。

综上可知，战略节奏变迁存在不同类型。战略节奏变化是在外部机会结构与大国竞争程度两种力量的叠加下实现的：一方面，外部冲击的正反馈激励战略节奏的剧烈波动，负反馈则抑制战略节奏波动；另一方面，高强度的大国竞争会传导强烈的战略焦虑感，战略节奏的速度也可能随之发生应激性调整。根据外部冲击与大国竞争的不同维度组合，可将战略节奏分为激进变革型、积极进取型、时机顺应型与拖延观望型四种类型（见表2）。

第一种战略节奏为激进变革型，其外部冲击产生正反馈效应且大国竞争程度高。例如，印度在2014年后战略节奏显著加速，莫迪政府看到了印太地区大国竞争加剧给自身带来的机遇，迫切想与世界大国平起平坐，高呼“使印度成为超级大国”。此后，乌克兰危机和产业链重构等外部结构冲击进一步强化了印度外交决策领导层对国际环境的正向感知，在正反馈效应激励下其战略节奏波动幅度显著增大。需要指出的是，激进变革并不等于战略冒进：前者是指受内外叠加因素影响推动战略节奏的前进速度与波动幅度发生显著变化，后者是违背内外约束条件导致战略手段与战略目标匹配失衡。冒进与否是对目标与手段的事后评估，加速与波动则是指战略节奏相对之前运动轨迹的偏离程度。

第二种战略节奏是积极进取型，其外部冲击产生负反馈效应但大国竞争程度高。崛起国的战略规划一般需要循序渐进，要在漫长的稳健发展中“集中力量、局部突破”，由量变积累为质变。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韬光养晦”稳健战略节奏在确保了国力快速发展的同时也最大化地规避了制衡风险。但随着国际格局发生新的变化，崛起国面临的国际环境压力或危机挑战增多，同时大国竞争压力增大，霸权国可能进行全面的战略制衡，这就使得决策者不得不在速度与质量、风险与机遇之间进行综合平衡。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中国面临的外部战略压力显著增强，为化解重大外部风险，中国领导人反复强调保持底线思维与斗争精神，复兴征程处于“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半山路更陡”的特殊阶段。

第三种战略节奏是时机顺应型，其外部冲击产生正反馈效应但大国竞争程度低。该战略节奏有一定的投机性与被动性：在大国竞争关系相对宽松的情况下，新兴国家面临的战略压力不显著，能够专注国内或区域事务。当出现重大国际机会窗口时其可顺势而为进行战略节奏调整。然而这种调整受国际环境影响过大，环境发生变化后往往难以持续。例如，印度在独立之初就提出“做有声有色的大国”，但是整个20世纪其战略节奏变化并不大。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传统大国在亚非地区的影响力出现真空，印度把握机遇引领亚非国家的不结盟运动。但在美苏两极竞争的压力下，甘地式世界主义与尼赫鲁式理想主义逐渐式微，印度最终选择与苏联结盟。20世纪60-80年代，印度专注南亚事务，依赖外部时机促进发展。冷战后，印度则顺应多极化趋势提出建立“强大印度”计划，但在2014年莫迪执政前印度的战略节奏整体平缓。

第四种战略节奏是拖延观望型，其外部冲击产生负反馈效应且大国竞争程度低。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国际环境下，当崛起国的实力未充分展示之前，霸权国往往并不急于对其进行先发制人式的打击。此时霸权国感受到的战略紧迫感较低，其战略注意力容易被国际环境中的其他因素分散。霸权国战略重心的聚焦模糊与摇摆不定给了崛起国跨越权力转移门槛的机会。当时间点远离大国权力转移的门槛阈值时，霸权国感觉到时间变慢，更可能选择拖延观望的战略节奏。例如，小布什政府与奥巴马政府的对华基调是战略接触，将战略重心放在中东地区，由于受“9·11”事件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负面反馈冲击，美国需要与中国保持合作关系。一些美国学者认为，由于缺乏连贯的战略聚焦，过去20年美国发生了“战略漂移”。直到特朗普政府提出“印太战略”，美国才开始将战略重心转向对华全面竞争。

印太变局下大国竞争的节奏在速度上可能突然加速或突然减速，在波动性上可能平稳停滞或剧烈波动。前述四种战略节奏类型在横向前进速度与纵向波动幅度两个维度上出现分化，均由外部结构冲击与大国竞争程度两个变量驱动，由此使得战略节奏具有间断均衡的演变特征。但同一个外部冲击对不同国家产生的正负反馈效应可能存在差异。如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对大多数国家而言都是挑战，对美国更是重大的战略危机，但从长期来看也给中国与印度等新兴国家带来了重要的战略机遇。本文并不对战略节奏的类型差异进行价值判断，战略节奏本身没有优劣之分，只有因时制宜地对其进行调整，才能与外部环境冲击及大国竞争程度相匹配。

四、外部正负反馈、

竞争压力与中国战略节奏调整

崛起国实力的迅速上升会招致霸权国的战略压制，大国竞争强度会随之发生变化。随着中美博弈态势从宽松到紧张，中国的战略节奏在复杂外部事件冲击下也有所变化。改革开放后的30多年时间里，中国外交战略节奏基本平稳。但近年来在美国升级对华战略竞争力度的背景下，中国外交战略方针从“韬光养晦”转向“奋发有为”。学界围绕中国战略节奏转变的快慢起伏存在一些争论，但需要看到中国的外交战略节奏调整具有非线性特点，既非简单延续也非完全断裂。从间断均衡视角理解，“奋发有为”并非“另起炉灶”的突变，而是适应国内外新形势的稳健调整，具有发展快但波动小的节奏特点。

（一）中国积极进取的战略节奏

21世纪最大的国际政治变量就是中国的快速发展。新兴大国通常需要忍耐长期的时间跨度，以免过度刺激衰落大国。改革开放后中国长期恪守“韬光养晦”的外交战略方针，向世界积极展示和平发展意图。“韬光养晦”有两层含义：一是收敛自己的锋芒，即“韬光”；二是弥补自己的不足，即“养晦”。但西方常常将其视为“隐藏实力、等待时机”，这无疑表达了这样一种思想：崛起国的战略意图难以察觉，其当下的战略克制是为了换取未来的战略空间。有军事学者指出，多年来“韬光养晦”一词被很多西方人士曲解责难，反映了他们对中国快速发展根深蒂固的冷战思维。虽然面临西方社会的猜疑与误解，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积极融入国际社会、恪守和平发展承诺，战略节奏长期保持渐进稳定。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开始进入“奋发有为”的新常态。2013年10月，习近平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要更加奋发有为地推进周边外交”。中外战略界对“奋发有为”的理解存在差异。一方面，一些西方舆论认为，近年来的中国外交在与外部世界的互动中表现得更加自信。如中国将国家主权、国家安全以及领土完整和国家统一核心利益列为红线，其坚定态度原本是捍卫主权的防御姿态，却引发了部分国家与有关人士对中国意图的担忧。另一方面，中国在捍卫核心利益的基础上越来越强力地维护自身的海外利益。有观察认为，在2008年之前，中国通常只在涉台、涉疆与涉藏等领土主权问题上采取有限的经济制裁，但目前中国使用经济制裁的范围也逐步扩大。“一带一路”倡议、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丝路基金”、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和上海合作组织开发银行等中国创建的新兴国际机制也被扭曲为“具有政治与安全野心的霸权蓝图”。

对崛起国而言，过度加速与过度拖延都有损崛起利益，致力于保持不快不慢或不紧不慢的战略节奏是对战略定力的考验。整体而言，中国的发展面临大国竞争压力与外部结构冲击双重约束，自身的战略节奏调整是两者复杂互动的产物。面对新的大国竞争形势，中国领导人多次强调要保持更强的战略定力与斗争精神。在有关中国发展的时间视野与战略节奏的争论中往往存在两种对立的看法：一种观点认为，崛起国应避免战略冒进，即防止时机未到而强行为之。历史上的战略冒进成本高昂，其实施者大多具有一定的投机心态，基于对未来情势的悲观预期认为“晚行动不如早行动”，应“集中力量毕其功于一役”，这种策略容易引发战略透支。一些战略研究者指出，中国对外政策需要尽量减少波动，专注国内发展应是压倒性的战略重心，此为防止战略透支的根本。从战略压力角度来看，中国和平发展的外部环境是一个单极体系，能够分散霸权国注意力的其他新兴大国并不多，因此中国的快速发展更可能较快引起霸权国注意并招致其压制，增加未来发展的战略风险。

另一种观点认为中国要“时不我待”，避免战略拖延。拖延是为了延迟满足，避免提前引入风险，本质上也是一种风险规避策略。这种情境下的崛起国对未来充满疑虑，倾向于在战略观望与试探后再谨慎迈步。这既可以避免自己实力过于突出招致霸权国或其他国家的联合制衡，以拖待变的和平方式也有助于避免采取激烈手段完成权力转移。但战略拖延也存在容易贻误时机、人为降低崛起速度将得不偿失等弊端。“来而不可失者，时也。蹈而不可失者，机也。”部分学者认为，当前的中国同30多年前的中国相比已强大得多，“韬光养晦”概念可能不再适用。中国将继续坚定恪守和平发展承诺，但在行动上应更加“有所作为”。换言之，这种观点认为崛起本身就难以完全规避风险，与其回避风险不如学会主动掌控风险。这就突出了崛起国的主观能动性，正是因为崛起进程充满不确定的风险，崛起国反而需要积极有为，主动影响霸权国的行为。由此，上述两种时间视野争论折射出人们对中国是否应继续坚持“韬光养晦”战略方针的看法存在差异。

 （二）竞争程度强化：中国应对美国战略压力

从奥巴马政府推行“亚太再平衡”到特朗普政府与拜登政府实施“印太战略”，印太地区大国竞争强度明显加剧。中美经贸摩擦、新冠疫情、乌克兰危机与全球产业链重构等事件和趋势让中美结构性矛盾凸显。就时间视野而言，美国霸权衰落的焦虑感增强，中国强调在前所未有接近民族复兴的时刻保持“斗争精神”与“战略定力”，印度则从中美竞争中看到战略机遇，力图实现从“中等强国”向“领导型大国”转变。

一方面，中美权力关系变化到了一个较为关键的时期。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中国正处在兴国与强国交汇的历史方位，要以“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主动姿态把握历史机遇。但这不意味着中国外交已经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在美国相对衰落与新地缘政治动荡背景下，中国依然重申要成为全球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和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对美国释放和平发展的信号。中国领导人在各种多边场合与国际舞台都反复强调中国无意挑战或取代美国。但在“两个一百年”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叙事下，美国部分学者鼓吹中国存在一个“取代”美国的“百年马拉松计划”。面对拜登政府更加紧迫的战略焦虑，中国除继续释放和平发展信号外，也需要适当阐明自身“奋发有为”是完全合理的，并将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做出更大贡献。例如，在全球治理领域中国积极供给新型国际公共产品，提出更多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贡献更多造福世界的中国智慧，有助于促进全球均衡普惠发展。

另一方面，对中国意图的误读可能会导致美国反应过度。信息不对称与认知偏差会引发战略误解，如果缺乏争端解决与危机管控的成熟机制，双方会进一步走向零和博弈，加剧战略对抗的风险。美国前财政部部长亨利·保尔森（Henry M. Paulson）多次声称，美国和中国正处在十字路口，失去控制的大国竞争可能会“倾覆为一场全面的冷战”。当前美国将中国视为最重要的竞争对手，但是中国的“两个一百年”战略目标并非取代美国霸权的所谓“2049年战略计划”。尽管中国一再强调自己“无意挑战美国，也不想取代美国”，但中美之间的战略信任赤字使得美国不断加码对华战略压力。现实中，美国不遗余力地对中国开展零和博弈式的“激烈竞争”，不断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挑起事端，接连在国际上拼凑打压中国的“小圈子”，这不仅损害两国关系大局，也冲击了国际和平稳定。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采取更加积极的“奋发有为”外交战略方针是对美国战略打压升级和国际环境冲击的回应性调适，属于积极进取的战略节奏类型。

（三）外部冲击的正负反馈战略机遇与压力并存

在外部机会结构冲击之外，调适中美两国领导人的战略时间视野、保持战略竞争的节奏可控，这事关全球安危福祉。在战略风险突出的大背景下，外部机会结构的负反馈与正反馈相互抵消，使得中国外交战略节奏的波动性维度保持整体平稳。

首先，面对国际体系的负反馈，中国的发展压力有所增加。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中国领导人对外部机会结构的判断基本保持了一致，认为战略机遇期将长期存在。当前中国领导人提出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刻揭示了世界发展的潮流所向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变化、面临新冠疫情与乌克兰危机等战略冲击时，奋发有为的战略节奏强调主动运用“战略时间差”，以塑造和把握战略机遇。然而不可否认的是，随着中美权力差距的缩小，中国的战略机遇期与战略空间在国际结构压力下也面临缩窄的风险。近年来，中国和平发展的战略压力显著增加，为此中国强调在历史的惊涛骇浪面前，要把握历史主动、锚定奋斗目标。在中美战略信任赤字凸显的背景下，积极进取的战略节奏强调在敢于斗争与保持战略定力之间寻求平衡，党的二十大报告亦提出“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

其次，国际战略机遇依然存在，中国需要主动把握。在不断变动的国际竞争环境中，挑战无处不在，关键在于如何把握历史趋势、发挥比较优势，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当崛起国实力接近权力转移门槛时，霸权国在战略焦虑下的战略围堵会反过来塑造崛起国的战略节奏。随着美国政府针对中国芯片技术、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5G）、人工智能与信息技术等领域的严厉压制与“脱钩”政策，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面临的不确定冲击增大。然而，霸权国的制衡并没有形成铁板一块的全球联盟，南亚地区是相对战略自主的地缘板块，印度希望避免在美国和中国之间选边站队，由此中印战略关系依然存在一定的缓和空间。例如，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中印就具有潜在的“共同立场”。2017年印度被吸纳为上海合作组织新成员，与中国的战略利益交集增加。因此印太地区大国的竞争压力具有两面性，中国外交需要更加主动地开拓战略空间。整体上，外部机会结构的正反馈与负反馈效应相互抵消，有利于避免外交战略节奏大起大落。

总之，随着中美竞争程度强化与外部机会结构缩窄，中国外交的“奋发有为”是对“韬光养晦”节奏的渐进有序调整与升级而非激进突变。美国正在采取的对华强制行动则诱发了中美关系的螺旋式下降,其效果可能适得其反。2023年1月4日，中国外交部部长秦刚在《华盛顿邮报》发表《稳定的中美关系攸关我们星球的前途命运》一文,指出中国不是美国的“最严峻竞争者”，中美各自取得成功对彼此是机遇而非挑战，不能让偏见和错误的认知导致两国伟大人民之间的对抗冲突。客观而言，外部冲击的正负反馈交织与美国加剧对华战略竞争促进了中国的对外战略节奏调整。

五、外部冲击正反馈、

中美竞争与印度战略节奏变迁

中美竞争加剧和“印太战略”等外部冲击的正反馈给印度带来了发展机遇。印度与中国在21世纪都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当前中美竞争加剧为印度赶超与发展提供了契机。印度认为通过积极开展大国外交尤其是与美国、日本和澳大利亚等国合作，可以让自己在印太地区扮演举足轻重的枢纽大国角色。印度外交部部长苏杰生（Subrahmanyam Jaishankar）声称：“印度与美国和中国的互动是决定亚洲和全球战略平衡的关键因素之一。印度希望成为一个领导性大国，而不仅仅是一个平衡性大国。印度有承担更大的全球责任的意愿。”由此可见，印度希望把握印太格局变化带来的战略机遇，莫迪政府的战略节奏也随之加速调整。

（一）“时机已然到来”：印度激进变革的战略节奏

印度处于南亚地区的中心位置，是连接印度洋与太平洋的关键节点，因此成为美国“印太战略”中的核心变量。鉴于印度的重要战略地位，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印太协调员库尔特·坎贝尔（Kurt Campbell）甚至表示，作为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QUAD）成员和2023年二十国集团（G20）轮值主席国，印度已经成为美国外交工作的焦点。此外，印度领导人也多次强调印度崛起面临重大机遇，乐观地认为印度发展的“时机已然到来”。冷战结束以来，印度政治精英始终确信印度是亚洲“民主国家”的代表，“印度道路”不同于中国发展道路，支持“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实际上，中印两国的发展几乎同步。1991年中印两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和外国直接投资几乎相等，但到2013年中国的人均GDP已经达到印度的6倍。现任印度政府清楚地认识到印度战略发展存在滞后，但仍充满乐观心态。

一方面，印度对自身崛起前景乐观自信。印度一直认为自己的文明对中国影响更大，其佛教、艺术、天文、历法和数学等影响了中国文化。如今印度以“最大民主国家”和“民主模范生”自居，再加上其瑜伽、宝莱坞和信息技术产业风靡全球，印度自认为其国际形象、地缘环境及软实力均优于中国。莫迪政府大力推行“印度制造”“自力更生运动”“产业替代”等经济政策，其核心在于追赶中国并最终“替代中国”。国际知名咨询机构安永全球公司分析预计，印度有望在2030年前超过日本和德国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基线预测，到21世纪40年代末按购买力平价（PPP）计算，印度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全球产业链重构的背景下，印度基于其低成本劳动力、低成本制造业、对投资开放、消费市场广大与青年人口充裕等优势，对自身崛起前景保持乐观心态。

另一方面，中美竞争加剧让印度看到了发展空间与战略机遇，莫迪政府的战略节奏随之提速增幅。“莫迪主义”激发下的印度教民族主义对中国快速发展的威胁认知存在不对称困境。印度前外交秘书希夫尚卡尔·梅农(Shivshankar Menon)指出，“如果印度继续保持现有的发展方向或者模仿中国40多年来的经验，将搭不上发达国家的便车……印度要成为一个独特的大国”。近年来，为减少对中国的全球供应链的依赖，印度实际上已加入了“与中国脱钩”的队伍。2022年8月15日，莫迪在印度独立75周年庆祝活动上发表讲话宣称：“我们必须在未来25年内，在我们有生之年把印度变成一个发达国家。”印度这种激进的战略节奏变化反映了莫迪政府对印度发展前景与战略机遇的乐观预期。

（二）外部冲击的正反馈：印度捕捉印太机遇

在印太地缘竞争日益紧张的背景下，莫迪政府认为国际形势带给印度的机遇大于风险，尤其是中美竞争加剧增加了印度纵横捭阖的战略空间，印度政治精英以及普通民众对国家地位的期望值日益提升。印度一贯对自身具有较高的乐观预期，加上独特的地缘优势与高涨的印度教民族主义情绪，共同推高了印度的大国心理诉求。印太外部冲击对印度产生正反馈效应，助推其战略节奏大幅波动。具体而言，印度激进变革的节奏调整体现在三方面。

首先，强势领导人主动把握外部机遇，显著调整节奏幅度。在莫迪执政的8年中，印度的大国梦想被再次激活。莫迪是一位性格强势的领导人，主张在坚持“战略自主”基础上建设强大印度。莫迪政府自上任之初就强调了印度崛起的紧迫性，实行了一系列改革计划，包括印度制造、数字印度、技能印度、智能城市、创业印度与分布式能源政策等，推进印度快速转型。2022年8月15日，莫迪在印度独立日庆典上抛出了面向未来的“五项战略（panchpran strategies）”，旨在把握全球产业链重构机遇为印度的大国抱负创造新的战略空间。自2022年12月1日起，印度首次担任二十国集团主席国，并提出“同一个世界，同一个家庭，同一个未来（Vasudhaiva Kutumbakam）”的全球会议主题，此主题取自古印度梵文经典《奥义书》，展现了其恢复印度文明与大国荣耀的历史愿景。客观而言，印度拥有充裕的青年劳动力和巨大的技术潜力，是世界第二大移动互联网国家，也是英语人口第二多的国家，这些条件使莫迪政府对其全球领导力愈加充满信心。

其次，外部机会结构带来正反馈，节奏变革空间增大。印度政治精英确信印度崛起符合国际社会期待，印度积极证明自己内生于所谓“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不存在修正主义意图，呼吁西方国家给予印度更多支持和认可。2015年莫迪在英国议会演讲时表示，英国等西方国家的支持使印度更有可能在全球制度体系中获得其应有的地位。随着美国提出“自由与开放的印太秩序”，印度看到了与美国强化战略合作的机遇，认为“印太战略”为自身崛起提供了绝佳的“地缘政治机会”和“地缘经济机会”。印度寻求在该地区建立突出的地位优势，欣然接受美国赋予的“印太核心大国”角色。美国同时还给予印度“世界最大民主国家”的热情赞许、实际上的准盟友伙伴关系认可以及支持印度崛起的战略默契。如美国海军作战部部长迈克尔·吉尔迪（Mikael M. Gilday）曾公开拉拢印度，称印度具备成为美国全球伙伴和盟友的优势，而美国也愿意对印度的关键军事能力进行投资。由此，印度与美国战略互动的频率近年来得到显著提升。

最后，坚持战略自主，淡化大国竞争压力。印度的战略自主使其得以对美国保持暧昧态度，尽管两国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但是印度在评估自身与美国联盟前景方面相当谨慎。随着大国博弈加剧，印度不得不直视其经常回避的两难选择：是促进世界多极化并开拓战略自主空间，还是追随美国全球霸权成为南亚战略支点国家。尽管自21世纪初以来美国着力在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上拉拢印度，但印度清楚自己与美国的价值文明基础是不同的。冷战结束后，印度也曾在美国的支持下扮演针对中国的“地区平衡者”角色，但印度始终着力避免无条件支持美国及同中国完全对抗。同时，面对中美竞争的地缘政治挑战，印度意识到自己能够扮演居中协调的关键第三方角色。印太地区的权力关系变化使印度有机会利用其战略自主地位扩大其战略收益。2022 年乌克兰危机爆发后，印度在联合国有关俄乌问题的多轮投票中都投了弃权票。在西方对俄全面制裁时，印度也与俄罗斯频繁接触，大规模购买俄罗斯原油。在联盟关系方面，印度认为美国并非可靠的盟友，中印也并非必然对立，希望维持中美印三角关系的战略平衡。

概言之，“印太战略”背景下的中印两国所面临的外部冲击与激励反馈存在差异，这导致战略节奏出现分化。中国是世界最大的贸易国家且承受着来自美国的战略压力，国际金融危机和新冠疫情等外部冲击会对中国战略产生正反馈与负反馈抵消的复杂约束，战略节奏在凸显积极主动的基础上维持小幅度波动。相对而言，印度崛起压力则较轻，更容易利用中美矛盾扩展崛起空间。当中美竞争加剧时，印度感受到的是外部机会结构的正反馈激励，战略节奏呈现激进变革形态（如图2）。

六、外部冲击负反馈、竞争强化

与美国战略节奏调整

历史经验表明，当崛起国的实力接近霸权国时，权力转移带来的焦虑很可能让霸权国成为国际稳定的破坏者，通过组建权力联盟压制崛起国的发展空间。尤其是在单极格局中，崛起国积极参与全球事务的行动很可能被霸权国视为另起炉灶或取而代之的战略信号。作为霸权国，美国的战略节奏受到中国快速发展与国际外部机会结构的影响。随着中美实力差距进一步缩小，美国感受到的战略竞争压力陡增。面对外部机会结构不断缩窄的趋势，全力维持美国霸权优势、积极应对中国快速发展带来的压力已成为美国战略界的基本共识。

（一）“决定性的十年”：改变拖延观望型节奏

在大国崛起的漫长历程中，国际危机、突发事件与重大冲击都是反思与调整战略节奏的重要时刻。在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与地缘政治冲击下，美国对霸权衰落的焦虑感上升，逐渐失去战略耐心，开始对中国采取先发制人的制衡措施。在对战略形势的判断上，美国认为世界形势今非昔比，中美之间的“战略接触”时代已经结束。特朗普政府在2017年12月发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称，美国正处于一个“竞争性的世界”，“美国面临着一个异常危险的世界，充满了广泛的威胁，这些威胁在最近几年里愈演愈烈”。2018年3月22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发布关于中国贸易政策的“301报告”，指责中国的“经济侵略”，挑起中美经贸摩擦。2022年10月12日，《拜登—哈里斯政府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指出：“未来十年将是决定性十年。”美国的战略紧迫感促使其加快调整战略节奏，试图在对华关系上先发制人，具体体现在三方面。

第一，调整全球战略布局，强调对华竞争战略。在权力转移进程中，霸权国往往面临先发制人还是延后等待的两难选择。从2001年“9·11”事件至2011 年提出“重返亚太”的10年中，美国对外战略重心集中在中东地区，对中国和其他新兴大国的迅速发展采取观望的态度。作为霸权国，美国的战略节奏变迁相对迟缓，在明确最大竞争对手或威胁者之前，霸权优势与相对安全感会让其维持相当长时间的战略惯性。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让美国感受到巨大的战略压力。2011年11月，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在《外交政策》撰文呼吁美国应“增加对亚太地区的外交、经济、战略和其他方面投资”，暗示要在亚太地区抗衡中国的影响力。2013年6月，中美两国领导人就建立“新型大国关系”达成共识，这一阶段美国的注意力同时被阿富汗问题、“伊斯兰国”恐怖主义问题与叙利亚问题分散。直到特朗普政府上台，美国才真正将战略重心聚焦于崛起大国。2018年7月，特朗普政府全面挑起中美经贸摩擦。2018年10月4日，美国副总统迈克·彭斯（Mike Pence）发表全面对华竞争的演讲， 拉开了中美全面竞争的序幕。拜登政府上台后，美国从阿富汗仓促撤军，将战略精力全面移至印太地区。

第二，霸权护持的紧迫感增加，促使战略节奏加快调整。如前所述，中国的快速发展引发了霸权国美国的战略制衡，美国围绕“印太战略”密集推出的一系列涉华法案与战略行动彰显其霸权焦虑。2020 年美国两位总统候选人分别提出“重建美好未来”与“让美国再次伟大”口号，皆包含强烈的时间紧迫感。当选后的拜登政府短期内推出“重建美好未来”法案与“重返更好世界倡议（B3W）”，意图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展开全球竞争。拜登政府一方面宣称在全球建立“由民主价值观驱动的、高标准的、透明的”基础设施伙伴关系；另一方面组建全球产业链联盟，明确将中国定义为“最严峻的竞争对手”。美国大力推进“印太战略”是对中国全球影响力不断提升进行的战略回应。2017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指责中国“具有全球地缘政治野心”。2018年《美国国防战略纲要》明确指出中国的远期目标是“取代美国的全球主导权”。2019年6月，美国国防部发布《印太战略报告：准备工作、深化伙伴关系和促进地区网络化》，呼吁强化“印太战略”下的美国霸权护持。总体而言，特朗普政府与拜登政府均采取了强硬的对华立场，夸大了中国快速发展带来的“战略威胁”。

第三，外部国际环境动荡，拖延观望的风险增加。冷战后，美国曾积极欢迎中国融入国际秩序。在不到30年时间里，中美形成了世界上最紧密的经济相互依存格局，然而随着地缘政治竞争加剧与国际环境不确定风险增加，中美关系的“压舱石”受到严重冲击。尤其是在新冠疫情时期，全球供应链在短时间内发生断裂，国际贸易量急剧下降。中美围绕全球产业链重构与地缘政治竞争的博弈反过来又进一步诱发了更多的国际环境动荡与不安全感。基于对中国战略意图的不信任，美国开始调整其拖延观望型战略节奏。2015年中国发布了《中国制造2025》，将10个高新技术领域作为未来发展重点。面对中国可能由此实现战略性技术赶超的压力，美国舆论大肆炒作该计划的“战略意图”。美国担忧中国的“制造强国”战略将冲击美国安全和技术霸权，最终取代其全球主导权，因此开始采取先发制人的反制措施。尽管中美经贸摩擦的重点看似集中在贸易和关税问题上，但真正的竞争核心是科技，中美两国都致力于超越对方引领21世纪的全球高新技术创新。在全球数字化时代，国家数据安全、芯片产业安全与5G通信技术安全都成为中美抢占技术制高点的竞争焦点。

（二）外部冲击负反馈与大国竞争强化

大国竞争进程并不遵循线性发展轨迹，其复杂多变考验决策者的战略定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长期坚持“韬光养晦”战略方针，党的十八大以来，新的国内国际局势推动中国外交转向“奋发有为”新常态。印度则积极配合美国“印太战略”与中国进行战略竞争。罗德明（Lowell Dittmer）认为“大三角”互动是国际关系的基本权力结构，到21世纪前10年中美印关系开始构成一种“隐现的全球大三角”。在大国竞争程度强化的印太变局下，美国面临霸权衰落的负面冲击，最终放弃冷战结束后拖延观望的战略节奏。

一方面，受国际外部负面冲击约束，美国开始调整自身战略节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霸权经历了“布雷顿森林时刻”。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会议成为美国霸权崛起的象征时刻，对战后新国际经济金融秩序进行全面深刻的制度变革。苏联解体则让美国进入前所未有的“单极时刻”，关于“历史终结”与“美国治下和平”的论调甚嚣尘上。然而美国的单极优势实际上只维持了10年左右，2001年“9·11”恐怖袭击事件以令人震惊的方式将美国拖入不对称的反恐战场，这为中国的快速发展提供了重要机遇。直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引发了对新自由主义秩序的反思，美国开始将战略重点转向亚太地区。此时中国也立足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亚信会议、上海合作组织与金砖国家，创建了亚投行、“丝路基金”与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等新机制，积极对全球治理体系进行“增量改进”。但美国依然将战略心理参考点锚定在冷战后的全球单极时刻，认为中国正在创设与之竞争的“全球替代方案”，这种战略焦虑加速了其拉拢印度制衡中国的步伐。中美竞争的螺旋上升态势可能引发自我实现的预言，反过来助推国际形势进一步恶化。

另一方面，美国通过诱导与拉拢印度缓解霸权衰落忧虑。长期以来，美国以民主的“仁慈霸权”自居，认为印度将是维持印太秩序的关键一环，鼓励印度积极拥抱美国的霸权体系。在“印太战略”背景下，美国积极提升印度的全球地缘战略地位，强调两国全球利益在印太地区交汇。2015年1月奥巴马访问印度期间，美印两国签署了《亚太和印度洋联合战略愿景》。美国成为印度最大的国防供应商，美印军事演习频次与规模显著提升。2016年8月，美国国防部部长阿什顿·卡特（Ashton Carter）指出：“美国和印度之间的国防伙伴关系将成为全球安全的支柱。”美国还加大了对印度的修辞框定，热情赞赏其发展潜力。小布什政府宣布要帮助印度成为“可靠的全球伙伴”，支持印度成为“世界性大国”。奥巴马政府则声称，美国“强烈支持印度在亚太地区新架构中发挥重要作用”。2017年10月，时任美国国务卿雷克斯·蒂勒森（Rex Tillerson）更是将印度称为印太地区的一座“灯塔”。美国的积极言论诱导印度向其靠拢，承诺给予印度巨大的战略发展空间。

权力转移理论表明，崛起国与霸权国围绕全球领导权的竞争矛盾将日趋突出。中国与美国的发展阶段和全球地位不同，因而对国家发展的战略时间视野也存在不同认识。中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目标与美国的相对衰落形成对照，而美国加快制华战略节奏反过来可能激励中国以更强的战略决心完成自身愿景。在新冠疫情大流行、西方社会分裂与民粹主义蔓延的压力下，美国急于将中国塑造成一个威胁性的他者。在短短五年时间里，美国连续出台了十几个涉华战略文件和相关法案。拜登政府基于“印太”概念积极吸引印度融入其全球战略伙伴关系体系，并加强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机制，鼓励印度成为美国“印太战略”中对华制衡的战略支点。

七、结论

战略节奏变迁是理解权力转移进程的重要议题，探讨崛起国的战略节奏演化规律，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的大国竞争具有启发意义。本文对印太变局下的中美印战略节奏变迁机制进行了实证分析，提出了战略节奏的间断均衡机制。受历史制度主义启发，间断均衡理论框架关注国际环境(外部机会结构)与大国互动(竞争程度)对战略节奏变迁的驱动逻辑。通过凸显国际政治研究的时间维度，战略节奏的间断均衡分析可以为理解权力转移提供动态视角。其理论与政策意义体现在三方面：

首先，间断均衡理论强调权力转移的时间变量。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忽视了崛起国之间、霸权国与崛起国之间的战略节奏分化问题。当崛起国实力接近权力转移门槛时，霸权国在时间压力下的战略节奏调整反过来会塑造崛起国的战略节奏。中国与印度同为重要的新兴大国，但两者感知的外部环境冲击与反馈效应存在差异，进而塑造出不同的时间视野与战略节奏类型。其次，间断均衡理论基于正负反馈机制分析战略节奏的波动性。正反馈与负反馈分别激励和抑制战略节奏的变化幅度，形成非匀速的波浪起伏形态。如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所言：“反馈是系统运作的核心。没有负反馈，就不可能存在稳定；而没有正反馈，则不可能存在变化与发展。”因此理解大国战略节奏调整需要关注复杂系统的反馈效应。最后，间断均衡理论关注大国战略节奏的干扰联动。权力转移进程不仅涉及崛起国与霸权国竞争，也存在崛起国之间的同侪竞争。印太地区正在形成一组复杂的三角关系：美国希望借助印度支点制衡中国，印度希望在中美竞争中扩展战略收益，而印度的战略自主也为中印关系转圜留下了战略空间。由此，中国外交可进一步发挥能动性，积极塑造印度的战略节奏轨迹、缓和与美国的战略竞争，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争取更多时间。

本文认为，在错综复杂的权力转移过程中，崛起国与霸权国的战略节奏间断演化在形态上快慢有别、跌宕起伏。外交战略节奏受外部结构冲击与大国竞争关系双重约束。立足节奏变换的波动幅度与前进速度两个维度，可以区分出激进变革型、积极进取型、时机顺应型与拖延观望型四种战略节奏。面对当前的“印太战略”竞争新形势，中国外交须主动化解外部冲击增多与大国竞争加剧的压力，因时制宜调整战略节奏，不忘初心坚守战略定力。

文章来源：

《世界经济与政治》2023年第5期